于全兴
著名摄影家、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，硕士生导师
著名摄影家、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，硕士生导师
左一：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于全兴 左二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、大千当代艺术中心理事长、中华全国工商联联合会常委刘亭 右一：全国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委员、幸福工程组委会委员林庭申 右二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
1995年，“幸福工程——救助贫困母亲行动”成立，这个项目希望能帮助母亲们摆脱贫穷、愚昧和疾病。于全兴当时在天津《家庭报》做摄影记者。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1996年成立。在做准备工作时，于全兴看了大量的资料，发现这些资料几乎都是文字，照片非常少,只有组委会一张标志性照片——一位母亲背着的背篓中有一个小孩，母亲流着眼泪回头的瞬间。于全兴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影像得到更好的推进。当时于全兴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群体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。经过前期的筹备工作，2001年于全兴开始实行这个计划，开始加入拍摄“贫困母亲”的项目中。
15年中，于全兴34次深入中国西部贫困地区，足迹遍及12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走访了94个国家级贫困县、306个村寨，采访拍摄了1100多位贫困母亲。用一个纪实摄影师的镜头，记录下了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。 于全兴希望他记录下的影像，能为这些贫困母亲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，使更多的人了解“幸福工程”，伸出援手，帮助这些贫困的母亲尽早摆脱贫困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作为一个见证者，于全兴记录了中国西部贫困母亲们经历的转变，这二十年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。二十多年前，她们生活在极度贫困的边缘，面临着生存的艰难和无尽的挑战。在幸福工程的帮扶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，以及国家脱贫攻坚的扶持，现在，她们住上了新房，有了自己的工作，地位也有了提高。更令于全兴动容的是，这些母亲们不仅仅是个人获得了改变，而是她们的家庭更加幸福，她们的孩子们有了更好的教育机会，能够追求更广阔的梦想。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，更重要的是她们心灵的觉醒和自信的重建。在这二十多年的见证中，于全兴深深感受到了“母亲”的力量。这些母亲们展现了无尽的坚韧和奋斗，她们是社会进步的缩影。
才仁巴毛，藏族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隆乡杂年村。全家5口人，有政府救济的牛羊18头（只），口粮主要靠政府救济，其夫2000年因病离世，经济来源靠采挖虫草，每年有500元收入。
谭爱花，毛南族，广西河池市环江县下南乡古周村干洞屯。全家5口人，老人和其一起生活，大女儿初中辍学外出打工，小儿子每学期生活费用1000元。3亩山坡旱地每年收成的玉米红薯不够吃，需买大米750公斤、玉米400公斤，退耕还林8亩每亩补助230元。每年喂养2头小牛，年纯收入1600多元，欠外债5000元。
张顺兰，汉族，青海互助县松多乡花园村。全家4口人，两个女儿每年上学费用1200元。7.1亩山地退耕还林后每年春季种植树苗，到了冬季便被老鼠吃掉树根,成活率只有10%，政府每年按每亩地100公斤小麦加20元补贴，经济收入靠她和丈夫外出做小工，2005年收入2000元。2006年，张顺兰得到社会爱心人士一对一救助帮扶。
顾彩莲，彝族人，云南丘北县官寨乡山心村。全家4口人，2亩山坡地年收成苞谷不到500公斤，家无牲畜。经济收入靠编竹箩，2001年能挣了100元。她说，如果谁能帮她一些钱，养一头母牛，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，她就可以还钱。
布威热比.麦麦提，47岁，三个孩子，长子已成家分户；次子辍学在家务农；长女读皮山县职业高中，每年生活费用6000元。家有6.5亩土地，去年5亩小麦收成1000公斤、1.5亩种植杏子，3只生产母羊2头牛。 卖小麦收入2000元。杏子没有收入。
杨正莉，苗族，云南威信县扎西镇玉京山村。3亩土地年收成150公斤苞谷、50 多公斤洋芋、30 多公斤红薯。两个女儿，5岁大女儿帮别人放牛，报酬是每天能吃上饱饭。她说，结婚6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，现在穿的都是外省人救济的。她活这么大，最难忘的是2000年政府给她家一头猪、一袋化肥，2001年又给了50块钱。